洪学智：围困苏家埠记与肃反扩大

洪学智、肖华、粟裕、陈赓

“肃反”扩大化

彼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及反动势力激战正酣之际，亦承受着革命队伍内“左”倾错误路线带来的损害。

1931年3月28日，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并将之传达至各革命根据地。决议强调：“在苏区，反革命势力依然构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其根基深植于各类剥削阶层——包括地主、豪绅、富农、大商人以及前官僚——他们甚至渗透进我党、团、红军、苏维埃以及工会等组织，暗中从事破坏活动，以支援南京政府对革命的进攻。”因此，一场波及各地的“肃反”运动迅速展开。

1931年8月的初期，正当红4军向南方发起攻势之际，在红军总医院寄宿的战俘伤病员中，数名反动分子企图在饭食中投毒，此阴谋被政治保卫局及时揭露。经过保卫局的审讯，这些罪犯胡乱诬指红28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担任医院司药）与之有勾结。张国焘借此机会宣称，医院内部成功破获了一个名为“AB团”的反革命组织。在严刑逼供之下，这些俘虏伤病员最终供出了鄂豫皖苏区内存在所谓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庞大的阴谋集团。

此刻，鄂豫皖红军主力在军长徐向前与政委曾中生的英明领导下，挥师南下，连战连捷。他们先后攻克浠水、克罗田，进而占领了广济县城，共歼敌7个团。这一战果不仅威慑了蕲春、武穴、黄梅等地，更与湘鄂赣红军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战略格局。

本月，红军成功夺取英山城后，国民党特务首领曾扩情假借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义，致信一封，派遣特务任连杰与钟蜀武前往英山，将此信呈递给红4军11师师长许继慎，旨在邀请许继慎投靠蒋介石。

许继慎在接到信件之后，秉持坦荡的胸怀，立刻将信件及其送信人一并送至军部。徐向前与曾中生经过研究，认定这是一场敌人的反间计。他们一边将送信人予以扣押，一边将信件送往分局，并随即向分局阐述了军部的观点。军部坚信许继慎“绝无问题”，并断言这完全是敌人运用各种诡计企图破坏我方。

张国焘已下定决心对红4军进行“改造”。一方面，他指责红军领导人未能按照其既定的东进安庆、威胁南京的作战策略行事，甚至在红4军尚未返回之际，便派遣与他自己一同从上海来鄂豫皖的陈昌浩携带中央分局和军委的指令，抵达麻埠红4军总部，取消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并由陈昌浩接替。另一方面，对敌人的反间计不辨真伪，仅凭两条所谓的“线索”，便在新集逮捕了原1师政委李荣桂、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28团团长潘皈佛等多人。经过残酷的刑讯逼供，捏造出所谓许继慎、熊受暄等人“蓄意将部队引至长江边向蒋介石投降”的“全面反革命计划”。在红4军北撤的征程中，我军相继拘捕了许继慎、周维炯、萧方等超过20位师团级的高级将领。

九月底，张国焘将部队集结于光山县的白雀园区域，展开了长达三十余日的“肃反”行动。他亲临中央分局的驻地新集，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白雀园，亲自坐镇，全面指挥全局事务。

公审许继慎的大会，正是在白雀园的火神庙内隆重举行，每个小组都派了几名代表参加，我也参加了。在公开审判会议上，许继慎没有露面，只宣布了判决，两名间谍当场被行刑队处决。

洪学智

我团于商城二十里铺与戴民权部展开激战，战役结束后，部队返抵白雀园随即展开了“肃反”运动。团政委李奚石刚刚完成在苏联的深造归来，前一天他尚在为我们发表演讲，翌日便遭突然逮捕。查子清团长不久后亦被拘捕，政治处主任何国钧同样未能幸免。他们的罪名均为“改组派”或“AB团”。

那时，我们对于“AB团”究竟为何物一无所知，但目之所及，却只见当局日复一日地展开抓捕行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与干部阶层。在重机枪连的战斗中，若遇子弹无法连续发射的故障，便被归咎于“改组派”的破坏行为，以至于该团重机枪连连长因此惨遭杀害。周鹏举，作为连队的三排长，刚从医院步出便不幸被带走。而二排长张汉清，原系夏斗寅部队的哗变者，同样遭到“调动”，其后音信全无。

那场错误的“肃反”运动在各级干部中播下了深深的恐慌，使得无人敢于发声。我那时始终难以理解，内心的困惑愈发强烈，整日担忧自己也可能被卷入其中。不久，我部被调往西余集。29团与33团的团长进行了对调。自此，33团的胡云山团长接任我团的领导职务，他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紧接着，曾传六同志也被调入我团，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事实上，在鄂豫皖苏区，根本未曾有过所谓的“改组派”等团体。在“肃反”运动中，如许继慎、舒传贤、周维炯、萧方等领导干部不幸被错误地杀害，他们均为早年投身共产党，并长期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红军杰出将领，与所谓的“改组派”、“AB团”等组织毫无瓜葛。

“商城，作为我党苏区的第二个诞生地，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众多商城的共产党员，实则属于国民党左翼力量……例如周维炯、陈慕尧等党的骨干，始终与改组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商城县的“肃反”行动规模庞大，受害者众多。商南起义的指挥官，除去在激战中英勇捐躯的烈士，其余大部分均在事后遭到残酷杀害。

“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导致了逼供信的恶劣行径，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教训尤为惨痛。然而，在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中，革命信念未曾动摇，他们依旧奋勇向前，前赴后继，坚持英勇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是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摧毁的。

围困苏家埠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县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正式宣告成立。该方面军下辖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两支军队，共计约三万余人。徐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则担纲政治委员之职。

为了彻底击溃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我方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继黄安之战之后，紧接着发起了商（城）潢（川）之战。

1932年2月，一股敌人，由三个师的兵力及一个旅的部队组成，共计十九个团，集结于潢川。他们沿着商潢公路进军，意图进攻豆腐店，以图支援被围困在商城的敌军。豆腐店坐落于潢川与商城的交界地带，地形崎岖，岗峦起伏，松林绵延，被誉为大别山的入口，商潢公路的战略要地。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第十师肩负起迂回包抄的重任，成功占领了傅流店渡口。我团战士们奋勇冲锋，历经多次肉搏，战斗异常惨烈，成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导致敌军陷入混乱。趁着红军尚未完成合围的空档，敌人纷纷争先恐后溃逃，留下了大量尸体。这场战斗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遇了重创。第二师师长汤恩伯，幸得藏身于一座磨房之中，方才侥幸逃生。归国后，蒋介石便对他予以撤职处分。

在这场激战中，我们的机枪连连长邓宗模英勇捐躯。团长与政委亲自召见我，命我接任连长一职。彼时，我尚担任支部书记之职。我询问：“若我担任连长，那么支部的工作将由何人承担？”他们回应：“你们支部内部还需进一步商议决定。”

返程后，我于夜晚紧急召集支部委员召开会议，提议自己担任副连长一职，并负责连队的政治工作（连政委已调离）。与会成员纷纷表示赞同。我们一致推举黄先彬同志担任二排连长。黄先彬，双河区二道河的乡里人，与我同乡。在我担任班长期间，他曾是班中的一员，与我们并肩作战，他出身于贫苦之家。

鉴于敌军鄂东北、豫东南的坚固据点黄安与商城已被攻克，红4方面军总部决定留置陈赓师长率领的12师，用以牵制豫东南的敌军，同时，10师与11师则于3月18日东征皖西。

3月20日，我们于独山与红73师成功会师。彼时，皖西之敌岳盛谊的46师正沿讲河东岸布防，占据了苏家埠、六安、韩摆渡、青山店以及霍山等地的重要据点。

方面军作出决策，展开苏家埠战役，主力部队悄然渡过讲河，同时地方部队自西面实施迷惑，主力部队则从敌后实施分割与包围。10师与11师负责攻占苏家埠，而73师则承担了阻击霍山至苏家埠途中青山店的防守任务。霍山向苏家埠增援的一个敌旅，在73师的打击下，部分被歼灭，其余则被成功围困于青山店。

21日之夜，我军踏上征途，挺进苏家埠，彼处驻守敌军两旅。我10、11师随即发起了对苏家埠守敌的猛烈攻势。

王宏坤师长率领我们29团成功渡过淠河，随后迅猛推进至青山店以北地区。在芮草凹，10师与我军苏家埠支援青山店的敌军两个团遭遇，随即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一举歼灭其一个营。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我们29团紧邻他们，驻扎在半山腰上，作为总指挥部的预备力量。

面对前方敌人的一个营，29团的团长许陛长与政委曾传六目睹其他部队已投入激战，而我们团却尚未行动，心中焦虑万分。二人匆匆赶至总指挥部，恳切请战。第一次请战虽未获准，但他们并未气馁，第二次请战终获批准。随后，机枪连以机枪火力为掩护，协助部队向两侧展开运动，犹如两把锐利的尖刀，实施迂回包围。敌人察觉到我军的包围意图，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团趁机全力冲锋，一举俘虏了敌46师137旅的千余名士兵，生擒敌团长陈培根。夜幕降临，余敌纷纷逃至苏家埠。我军迅速将敌人合围，牢牢控制了局势。

苏家埠位于河畔之西，河岸险峻，人马难以徒步渡河，而其余三周则已被我军严密包围。红军奋勇进攻，敌军陷入困境，无路可退，只能就地加固防御工事，进行殊死抵抗。

第三日午后，我营第六连正于饭桌上，忽有从六安援来的敌军，兵力约莫一个旅。因当时正值盛夏，青纱帐高起，故未及提前察觉。司号员6连目击敌踪，立即放下饭碗，吹响了冲锋号角。喊声震天，“冲呀！”无论敌军数量几何，指战员们勇猛直前，迎击敌军。敌军顿时陷入混乱。

枪声响起，29团的其余部队立刻驰援战场，投入了激战。敌人顿时陷入混乱，不明我方究竟有多少兵力，遂不战而溃，仓皇逃窜。我团乘势展开追击，敌军溃不成军，被我方歼灭了一个多团。残余之敌逃至韩摆渡，却又遭遇我11师的严密包围。

被困于苏家埠的敌军，粮食已告罄，甚至将战马及鞍鞯上的皮革亦尽食之。

此刻，青山店之敌被我73师重重包围，夜幕降临之际，敌军企图突破重围，沿河岸方向逃窜至苏家埠。在激战中，我军击毙敌军千余人，余部则与苏家埠之敌汇合。敌军在苏家埠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并在外壕中插满了竹签。

我方缴获敌军一门山炮，敌方炮兵连连长亦被生擒，然而负责携带山炮镜子的士兵却逃脱了，致使山炮无法正常投入使用。

五一佳节将至，然而天空却连日细雨绵绵，我们团队仍旧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

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第十师师长王宏坤及政治委员甘元景一同抵达了第二十九团。

许团长亲切地向全体团员们介绍了陈政委、王师长以及甘政委。随后，曾传六政委诚挚地邀请陈昌浩政委上台发表讲话。

陈昌浩评价道：“在东征的战斗中，29团的战绩可圈可点，尤其是你们的勇敢穿插，成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第二次派遣援兵增援韩摆渡之际，你们再次深入敌后，这一行为值得特别表扬。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这种奋斗精神。不过，有一件事情需要提醒，你们虽然缴获了山炮，却未能获取到山炮的镜子，导致山炮无法正常使用。看来，你们在知识方面还需加强。”

他又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略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却置抗日于不顾，一味内斗，我红军唯有奋起抗日。”

翌日，暴雨如注，河水迅猛上涨。接到紧急通知，六安方面的援敌冒险渡过险峻的陡拔河，已抵达韩摆渡附近。领导果断决定，派遣10师29团和28团前往迎击，迅速进驻七里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敌情。

苏家埠与韩摆渡的驻守敌军，在王振亚团长和詹才芳政委的指挥下，已被我30团围困了数月之久。敌人虽依靠空投补给，然而这样的援助犹如杯水车薪，难以解燃眉之急。加之空投定位不准，导致大量补给落入了红军阵地。白军士兵常偷来红军乞食。

蒋介石指令第七师师长厉式鼎担任皖西“剿共”的总指挥，统帅约两万人的15个团兵力，从合肥出发，大规模增援六安和苏家埠。然而，敌方的劣势在于长途跋涉，军制混乱，士气低沉。而我军主力则采取守势，养精蓄锐，士气高涨。正值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难行。进军步伐缓慢的敌19旅刚越过陡拔河，便遭遇了我73师猛烈的反击。敌军的后续部队如同尾巴般，滞留在河东。敌军孤军深入，背水作战，此乃兵家之大忌。

73师趁胜之际，全力正面猛攻。11师与10师分别位于73师两侧，实施包抄战术。而我29团则深入敌后，直插敌军尾部。

敌军铺天盖地，势不可挡，正猛烈进逼。然而，一旦察觉红军已迂回至其后方，他们便迅速收拢兵力。战局瞬间逆转，敌军如同退潮般溃不成军。未渡河的后续部队也难以维持阵型，前后受敌，混乱一片，根本无力反击。连绵不断的雨势使得道路湿滑，我军身着草鞋，绑上耙子，跑得飞快；而敌军则穿着胶鞋，在陡峭的山路上滑倒，行动迟缓。我团趁势从敌军背后包抄。最终，敌军被围困在陡峭的陡拔河两岸狭窄的田埂上，大雨倾盆，人声马嘶，相互践踏，狼狈至极。

红军趁势四面穿插，分割敌军。敌军目睹红旗飘扬，红军遍布各地，绝望中纷纷成连成营地排队缴械投降。

我军73师217团成功摧毁了敌军指挥中枢，敌军总指挥厉式鼎亦被我军生擒。此战打得相当出色，共俘获敌军1.8万余人。

战后29团重返苏家埠。

在击退韩摆渡之敌的增援战事中，连长黄先彬不幸英勇牺牲。那一夜，我们支部紧急召开会议，商议连长人选，众同仁一致推举，我接任了连长的重任。二排长升任副连长，缺指导员。

在这场战役的尾声阶段，敌军派出了三架飞机进行轰炸。我军成功击落其中一架，飞机坠毁于稻田之中，飞行员跳伞后亦被我军捕获。随后的日子里，我军将这架飞机进行了维修，并将其送至七里坪的小型机场，与原有的“列宁”号侦察机一同服役，这样一来，四方面军便拥有了两架飞机。“列宁”号主要执行侦察任务，而这架飞机则是一架轰炸机，配备有机枪，并能够携带炸弹。

8日黄昏时分，苏家埠的守敌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纷纷放下武器，选择投降。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巧妙地运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巧妙调动敌方兵力，使其疲于奔命，我方则得以养精蓄锐，如同捕鱼般张网以待。我军诱敌深入，防守稳固，灵活迁回，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苏家埠战斗中间，红4方面军为加强支部建设，推广先进经验，派人对各支部进行了考核评比，大致条件是：战斗任务完成度、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纪律的遵守情况、团结互助精神、文化学习的成果，以及对待俘虏的政策执行等。在我连的考核中，众多战友能够熟练背诵苏维埃宪法。全军评选出了三个模范支部，我们连荣幸地成为了其中之一。随后，10师党委会召开，特地邀请我分享经验，并正式吸纳我为师党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