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斯诺访华与中美破冰的序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北京燃烧正盛，埃德加·斯诺内心激荡起一股迫切的愿望，渴望再次踏上这片热土，一探究竟，尽管自离境未满两年。对中国，斯诺不仅怀抱着对记者生涯发轫地及成名之所的深切情感，更将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执着追求和对职业理想的坚定信念，深深植入这片土地的土壤之中。

1970年，天安门

自1936年起，他毅然决然地踏入陕北苏区，孤身深入，采访中共的领袖与红军，创作了流传千古的《红星照耀中国》，自此与红色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中国革命便成为了他报道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斯诺有幸成为少数西方人士之一，得以踏上这片土地。1960年以及1964年至1965年间，他两次重返故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真实面貌，描绘出中国的变迁与风采。凭借对中国革命数十年的持续关注与深刻理解，斯诺敏锐地洞察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及其引发的深远影响。他自然不愿错过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毅然决然亲自见证并报道这场空前的文化革命，旨在澄清海外对文革的种种误解，并期望他的报道能够像三十年前那样，再次引发轰动。

“重拾往昔的情感记忆，共同见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业绩，这样的举动又可能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正是这封信，助他顺利走出了封闭的国界。

1970年8月中旬，斯诺踏过了香港的疆界，重返祖国的温馨怀抱，这标志着他人生旅途中第三次，亦将是最后一次踏足中国的旅程。

理应向那些时常性情暴躁之人表达你的不满。而今，你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他紧接着说道，提及那些极左派曾对斯诺进行无端的指责，甚至纵火焚烧了英国代办处，“而今，他们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斯诺，并与其共进早餐，期间两人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一周后，《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巨幅照片，斯诺被誉为“美国的朋友”。

在这为期半年的详尽考察之旅中，斯诺的脚步遍及了我国的大好河山，从广袤的田野到熙攘的都市，他深入了解了公社、农场、工厂、学校乃至医院等各个社会层面。他与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同仁，以及工农兵等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流，互动深入。这些所见所闻，令他陷入了一种既充满喜悦又充满矛盾的双重心境。一方面，他亲眼见证了农村与城市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那无处不在的个人崇拜之风，以及他所熟知的一些老同志和旧友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又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迷茫。

在信息稀缺、文革内幕难以洞察的背景下，斯诺基于公众普遍接受的观点——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旨在推翻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运动——进而对坚持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以此为创作的核心和目标，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热情，完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部杰作——《漫长的革命》。在这部作品中，他详尽地记录了自己访华期间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

乡间风光尽收眼底，一片翠绿盎然，土地缓缓展开，梯田的布局也愈发精巧，满目生机，景色愈发与毛先生多年前的理想花园国度相映成趣。都市里，食品供应丰盛，连食用油都超出了普通家庭日常所需。各式商品供消费者随意挑选。居民的文化生活同样丰富多彩，包括在公园漫步、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在博物馆探寻奥秘，聆听演讲、沉醉于音乐会，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节目和戏剧表演。这些活动不仅价格低廉，其中许多更是对公众免费开放。

文革的认识看法：

“文化大革命硕果颇丰，其深远影响渗透至工厂车间、各级教育机构、农村公社、医疗卫生体系，以及各式文化活动，甚至触及军队领域，由此引发了组织结构及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

在这繁华都市的喧嚣之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之间的分野正渐渐消弭。知识分子们逐渐放下身段，在民众之中审慎培养谦逊之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更多的端庄，会面之时亦表现出彬彬有礼，凸显出一种摒弃等级观念的时代新风尚。

纵然我国在众多方面仍有进步空间，但政治领域始终坚守正确的航向，稳健地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显而易见，此类报道作品难以赢得预期的公众广泛关注与正面评价。它们遭到忽视，甚至受到批评，均在预料之中。

斯诺，一位在国内外舆论界备受推崇的无党派独立记者，其职业生涯始终秉持着自密苏里新闻学院求学时期便确立的新闻理想与价值追求。早年，他坚定地宣告：“我始终坚信人权、平等机会等根本价值，并坚信这些原则的全面性，它们涵盖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正因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他勇于突破层层封锁，无畏种种艰险，成为了首位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红色革命真实图景的西方记者。

为了坚守写作的独立原则，他每次来访我国，均主动承担起个人的旅行开销，坚决谢绝了我国方面的资助。1960年，诺斯携带着三十年代在陕北拍摄的珍贵影像资料抵达我国，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资料无偿捐赠给了革命军事博物馆。即便博物馆坚持给付了8000元人民币，诺斯在准备返回美国之时，仍旧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款如数退还。得知诺斯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后，我国有关部门曾计划提供全程免费接待，然而，诺斯为了彻底消除任何嫌疑，在离开北京前，坚决自行支付了在北京饭店数月间的住宿费用。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于享受款待和享有特权的不适感，他内心深处是如此渴望能够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他断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恩惠，尤其是那些源自我国的……这一切无不彰显了斯诺作为一名独立记者所秉持的高尚品性。（《埃德加·斯诺传》）

自1928年踏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斯诺便与我国结下了跨越四十余载的深厚情谊。他不止一次地重申，中国于他而言，是第二故乡。步入晚年，他更是坦率地流露出了对中国那份深沉的爱意。这种情感，既是对这片土地及其子民数十载来的深厚情感，也是在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当年中共领导下红军的奋斗历程中得以实现的时刻，对异乡的深切寄托。正因如此，他热切地希望见证并记录下中国不断向好的变革，在报道中不自觉地偏向于展现对华有利的一面，为我国发声，进行辩护。有趣的是，当时许多海外华人，包括一些顶尖的华人学者，在文革问题的看法上也曾犯下类似的错误，这主要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斯诺的中国情结，与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相仿，在驱使他关注中国社会变迁的真善美的同时，也影响了他的记者职业素养，使得他在洞察事物本质时显得不够锐利，失去了往日的锋芒。

自延安时期起，斯诺与毛泽东便建立了不凡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访华，每次都得以重逢毛泽东，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种尊荣在西方人士中尤为难得，斯诺独享此殊荣。尽管斯诺本人并不愿意自称“毛主席的朋友”，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情谊，无疑极大地助力了他的采访工作。在毛泽东的特殊允许下，斯诺得以踏入军事禁地拍摄照片，深入探访上海最艰苦的贫民区，并搜集到一些他人难以触及的重要情报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例如，在一次早餐时的长谈中，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定在1965年1月政治上清除刘少奇的计划，而且在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他还向斯诺透露了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访问北京的绝密信息——这在当时仅有少数人知晓。

然而，这种特殊关系，给他采访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又不能不说也限制了其敏锐的判断能力。例如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个人独裁的变相，是民主政治的障碍，但凡主张自由民主的无不厌恶个人崇拜。斯诺也是如此。当年陕北采访，所以对中国革命发生好感，最初的吸引力就是，革命队伍中倡导的官兵一致和中共领袖的平易近人，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斯诺因此称赞说道：“在毛泽东身上没有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共产党人，口里老是念叨着‘我们伟大的领袖’。”（《红星照耀中国》）只是斯诺没有料到，事情后来会发生变化，革命队伍也搞起了英雄崇拜，且愈来愈烈，到了文革登峰造极。斯诺为此感到沮丧与不安，也不止一次地在毛泽东面前提到此事，但正如《埃德加斯诺传》所指出的：斯诺已改变了指导他判断事物的某些标准，他把以前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为一个先例来解释当下的个人崇拜，认为中国有一部赞美其领袖的历史。这就是说，由于这种特殊关系的影响，斯诺把个人崇拜现象降解为中国历来如此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忽略了其窒息社会的严重性。

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的对抗如同两军对峙，中美关系亦曾陷入僵局。斯诺不仅以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报道的最前线，更担起了中美民间交流使者的重任。他三次踏足我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向他透露了极富机密的讯息，《人民日报》更是以大幅版面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合影。在深感这份真挚的信任和“受宠若惊”的荣幸之余，斯诺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一份特殊的使命与责任。他致力于向美国展现中国社会的新面貌，努力缩短两国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的亲近感。为此，他深知必须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中国故事，让美国社会洞察我国变革的积极面及其交往的价值。斯诺坚信，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应当着重展现其积极与美好的方面，而非沉湎于消极的一面。

正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毛泽东的紧密联系，以及作为民间使者的多重身份，导致斯诺在审视文革时期的中国时，未能充分展现其本应具备的锐利洞察力和冷静分析能力，因此留下了诸多遗憾。

斯诺去世很多年过后，斯诺妻子罗伊斯惠勒（1970年陪同斯诺一道访华）在2006年接受日本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斯诺1970年访华时，对中国的现状如文化大革命等难以理解，面对《红星照耀中国》描述的革命前景与现实的巨大差落，曾表示‘十分伤心’，而且曾对毛泽东吐露过。”（引自石川祯浩《“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

在《红星照耀中国》所揭示的革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显著鸿沟，作者不禁感慨“难以置信”与“深切的痛苦”，这深刻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深切同情和毫不动摇的信仰。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我们的努力与预期常常有所出入”，这样的现象虽非首次，却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道路，消除了我们的困惑。《漫长的革命》之外，斯诺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亦独树一帜。1970年访问中国时，斯诺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或者说，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呈现了两种对立的态度。一方面，在《漫长的革命》中，他对文化大革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在私下交流中，他又表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这两个斯诺，正面与负面并存，相互矛盾，究竟哪个是他真实的自我，哪个代表了真理？

作者指出，两位斯诺表面看似存在冲突，实则相互依存，共同勾勒出斯诺真实存在的全貌。一位斯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依然奋勇前行，肩负着使命传递者的重任；另一位斯诺卸下了重负，悠然自得，彰显出记者本真的风貌。这两位斯诺迥然不同的形象，共同塑造了一个真实、复杂、全面且立体的斯诺形象。诚然，在对比两位斯诺的不同侧面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在私域中坦诚流露情感、自由奔放的记者斯诺，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本质，因而也更加值得信赖。

斯诺的性格特征鲜明，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他的形象仿佛一面镜子，映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多面性无疑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深邃与复杂，以及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丰富性与变幻莫测。这些形象曲折而真实，映射出他在1970年访问我国时对文革的深刻洞察，对他国革命历史的独到见解，同时也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遗憾与困惑。

注释

“你们似乎笼罩着某种迷信与忧虑的阴影，对言语上的失误尤为忌讳；而我，却显得无所畏惧，我自嘲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寓意着一种无拘无束、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唐闻生在翻译这段话时，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其内涵正体现了一种无畏无惧的心态。

《生活》杂志在其刊发的斯诺文篇中，对此事件并未有所涉及。然而，遗憾的是，在文章的末尾，却添枝加叶地编造了一些无中生有的信息。《参考资料》于1971年5月2日收录的《美《生活》杂志发表斯诺《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一文中，已将这部分内容删除（《纪要》同样未将该段原始记录纳入）。

在他与我依依惜别的当口，他的举止显得温文尔雅，亲自将我送到门口。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并非一个复杂的人，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纯朴。他自称是一位仅以破旧的伞为伴，四处流浪的孤独僧人。（见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