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渑池之行

导语：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共抗外侮。虽然我们有力地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却未能完全阻止其疯狂的侵略步伐。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肩负重任，赴华中地区履职。鉴于战局的变化，刘少奇同志在渑池逗留了超过五十日。在此期间，他召开特委会议，举办干部培训班；克服重重困难，撰写《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把握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通过这些实践，刘少奇同志为豫西党组织的发展和游击战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洛办遇阻，选址渑池。

在全面抗战的起始阶段，尽管我军民众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却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1938年6月，日军沿着陇海铁路西进，意图占领中原地区，进而围攻武汉，以此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随着河南省的豫北、豫东、豫南等地五十余县相继陷落，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不得不从郑州迁至洛阳，这也使得豫西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

经过对战争形势的深入分析，中共中央得出结论：若日军从济源一带渡过黄河，侵占豫西，进而攻占洛阳，则其向东可夺取平汉铁路，向西则可威胁我西北战略大后方。鉴于此，党中央决定，由军委统战部负责人刘向三牵头，在洛阳设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在刘向三启程之际，毛泽东亲自叮嘱，办事处肩负三项重要任务：首先，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战立场，在国民党上层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其次，若日军渡河，应在豫西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最后，作为八路军在当地的合法代表，对地方党组织工作遇到的困难，应尽力提供便利。[1]

“河北、山东等地均属第一战区管辖，而我军主力在敌后展开作战，洛阳亟需设立我军的办事机构，以便于与第一战区保持联络及采购军需物资。”程潜再次以西安已有办事处为借口，坚持不予同意。刘向三进而向程潜提议，我军可派遣大部分人员离开洛阳，仅保留少数人员和电台，设立一个通讯处，程潜这才勉强应允。

自十八集团军驻豫通讯处成立以来，刘向三担任主任一职。鉴于需妥善安置随行干部且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他明智地选择在洛阳留下十余名工作人员，而其余同仁则先行前往河南省渑池县待命。

担重任，促华中发展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了重要会议，确立了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并颁布了体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达成，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卷土重来，干扰了党中央决策的贯彻执行。同年11月，王明从苏联归来，凭借共产国际的所谓“权威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党的正确策略进行指责，试图抹去国共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鼓吹“一切都要通过统一战线，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此举严重阻碍了党的工作开展。

为确保全党思想紧密围绕正确认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于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对“抗战15个月以来的”成就与教训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从科学角度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局势，对右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报告着重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全面抗战的领导作用，深入阐述了统一与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有效延缓日军的进攻步伐，夺取战争主动权，会议采纳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不断巩固和拓展抗日游击区。同时，会议还呼吁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增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升党性修养水平。

“特此决定任命胡服（刘少奇化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并由胡服兼任中原局书记。自此，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党的工作，均由中原局负责指导。”随后，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任，前往河南，着手为开辟华中地区抗战新局面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

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率领的队伍离开延安，28日午后抵达渑池。妥善安置住宿后，刘少奇立刻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中，并在当地停留了长达56日。此行停留之久，原因有二：一是鉴于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预测“敌军占领武汉后，还将向内地发起进一步的战略进攻……因此，我们既要部署武汉周边以及豫东地区的游击战，又要着重筹备河南地区的游击活动”[5]；二是刘少奇还需等待彭德怀，以便一同前往洛阳，协助卫立煌进行工作。

克服写作困难，拟提纲

自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无数怀揣热血的青年涌向延安，为党的革命事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然而，鉴于他们出身各异，那些来自国统区的爱国者身上往往携带着复杂的思想和不良的风气。1938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要求全党广泛吸纳党员，同时强调要避免采取“拉伕式”的发展手段。尽管事先有所预判，但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之下，仍有许多素质参差不齐者混入了党内。因此，如何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并着重指出必须提升“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致力于培养一批杰出干部。这一系列倡议，引发了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同志的强烈认同。在前往中原的征途中，刘少奇同志便开始构思，如何填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阐述的共产党员修养领域的空白。在渑池逗留的数旬时光里，他萌生了撰写关于“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要议题的念头。正值严冬时节，室内寒冷，然而他依旧夜以继日地笔耕不辍，最终完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撰写。这份提纲后成为发表于《解放》周刊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蓝本，二者仅一字之别。

“困难虽空前，但正是因为其伟大。百年大业，非一代人之功。”第三章节则探讨了同志们对共产主义事业伟大与艰辛的认识，并指出了共产党人应坚决杜绝的七种不良现象。最后一章总结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实践的六个方面。至此，渑池见证了党内首个关于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的诞生。

1939年盛夏，刘少奇同志于延安马列学院接连发表两场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专题讲座。此后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在《解放》周刊上连载，深受全党同仁的赞誉与高度认可。

《解放》周刊随后刊发的《修养》一文，是刘少奇对原提纲内容的深化与拓展。他在文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阐述了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重要性与深远意义，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提醒共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经历漫长且艰苦的斗争历程。为了完成改造社会和自身的使命，共产党人必须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自我提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自问世已逾八十年，其深刻的理念内核始终指引着我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砥砺前行。

召开会议培训干部。

渑池地处豫西要地，东临洛阳，与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确山县竹沟相接；西接西安，通往延安，其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刘向三曾三次向十八集团军总部及中共中央提出设立十八集团军兵监部渑池第三办事处（以下简称“渑池兵站”）的请示，该提议获批准后，经与国民政府渑池县县长李树德的协商，1938年11月，渑池兵站正式宣告成立。

1940年6月，渑池兵站完成撤离任务。尽管其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省设立的首个兵站，且系合法公开的机构，渑池兵站为掩护及支援敌后抗战，开展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首先，为我军抗战前沿提供了大量物资保障。在全面抗战的起始阶段，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的军费、弹药、衣物及粮食等物资，均经西安中转，随后存放在渑池，再由那里转输至八路军总部以及抗日前线。

其次，负责接待与护送我党我军过往的同志及国际友人。渑池兵站，作为八路军总部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关键战略节点，曾经见证了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众多重要人物的驻足。根据史料记载，在渑池兵站运营的近两年间，它共接待了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国际友人近千人。

第三，秘密召开豫西特委会议及党员培训班。1938年12月20日，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在渑池举行，刘少奇同志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核心。在详细听取豫西各县委同志的汇报后，他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豫西地区的具体实际，进行了相应的战略部署。此举有效地消除了右倾错误对豫西的负面影响，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展开及抗战新局面的不断开创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需求，中共豫西省委在渑池成功举办了党员培训班。各县区委的领导干部分批次参与培训，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敌后游击战术、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以及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党员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不仅加强了豫西地区的抗战力量，也促进了豫西党组织实力的壮大，对于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紧密联系地方民众。毛泽东曾言：“战争力量之最深厚的基础，蕴藏于民众之中。”渑池兵站成立以来，刘少奇明确要求工作人员主动向群众宣扬抗战救国的理念，点燃民众的爱国激情。他们通过协助群众耕作收获、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等具体行动，服务群众，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深。这种紧密的联系，为兵站赢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为豫西地区的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抓住时机，推进统战工作

1938年岁末，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行至洛阳途中途经渑池。刘少奇不失时机，接连两次造访，向卫立煌阐述我党六届六中全会坚持抗战至终的坚定立场，并就共同抗日事宜进行磋商，收获了丰硕成果。随后，卫立煌委派赵荣生邀请刘向三会面，刘向三向他详细介绍了洛阳的局势，并赠送了两份关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文件。卫立煌深表感激，随即赞同了我方提出的将洛阳八路军通讯处升级为办事处的建议。

刘少奇与卫立煌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两人便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他对与卫立煌的统战关系尤为重视。抵达渑池不久，刘少奇便迅速行动，将我党地下党员、卫立煌司令部秘书赵荣生、朱绍夫、王若兰三人召集至身边，与他们展开了深入的夜谈。在详细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了解散国民党军队中党的支部的决定，并部署了长期的潜伏任务。同时，他强调在针对卫立煌部队的宣传和统战工作中，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分寸。他还指示他们，在今后遇到新情况时，应立即与省委书记刘子久取得联系，并严格遵循其指示。

1939年1月20日，彭德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迅速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启程，抵达渑池。在此，他与刘少奇就八路军与卫部的紧密协作及协同作战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商讨。紧接着，1月22日，刘少奇与彭德怀一同离开渑池，乘坐火车前往洛阳。他们代表共产党和八路军，与卫立煌展开谈判。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谈判进展顺利，为一战区的统战工作带来了显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