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宦“双煞”乱后唐：干政黑料与政坛崩塌的连锁反应

公元923年，李存勖灭梁建唐，史称后唐，终结了中原地区十余年的分裂混战。这位凭借“三矢遗愿”开创基业的帝王，既致力于恢复唐代乐制与典章，却也重蹈了晚唐伶宦干政的覆辙。庄宗一朝，以景进、史彦琼为代表的伶人群体，与张居翰、孟汉琼为首的宦官集团，如同两把尖刀插入后唐政坛心脏。他们或借帝王宠信干预军政，或靠收受贿赂紊乱法度，最终在朝堂内外掀起血雨腥风，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民怨沸腾的连锁反应，为后唐的速亡埋下伏笔。伶宦“双煞”的联手作恶，不仅是后唐政坛的“黑料”集锦，更是乱世中权力失控的典型标本。

伶人弄权：从倡优到封疆的越界狂欢

后唐伶人的干政并非偶发，而是庄宗“爱屋及乌”的必然结果。李存勖自幼精通音律，常与伶人同台粉墨登场，甚至自号“李天下”，这种特殊的情感联结，让伶人突破了“倡优贱役”的身份桎梏，逐渐渗透到政治核心。与唐代伶人“虽得宠而权有限”不同，后唐伶人不仅跻身官僚体系，更手握地方军政大权，上演了一场从娱乐从业者到封疆大吏的越界狂欢。

干预中央决策是伶人干政的首要表现。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的伶人景进，堪称庄宗的“私人情报总管”，“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每次入殿奏事，庄宗都会屏退左右，军国大政皆与其商议。景进凭借这份信任，肆意捏造流言、构陷大臣，成为朝堂上下人人畏惧的“影子宰相”。另一位伶人史彦琼出任武德使驻守邺城时，更是将魏博六州政务一手包揽，“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地方官员的任免、赋税的征收全凭其个人意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更令人咋舌的是伶人对地方军政的直接掌控。庄宗不顾朝臣反对，大量任命伶人为地方刺史：教坊使王承颜任兴州刺史，伶人陈俊、储德源分掌景州、宪州，甚至将贪鄙无能的杨婆儿任命为卫州刺史。这种“以优伶治州郡”的荒诞举措，直接酿成军事灾难——杨婆儿在任期间“贪虐无度，城防疏懈”，导致后梁将领段凝轻易攻取卫州，“夺得滨州以西、相州以南土地，晋军损失军储三分之一”。即便如此，庄宗仍对伶人偏袒纵容，当宰相郭崇韬劝谏“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时，他竟以“吾已许之，不可失信”为由拒绝收回成命，致使“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则成为伶人聚敛财富的核心手段。后唐将领李继韬在灭梁关键时期叛逃，庄宗灭梁后本欲严惩，李继韬“赍银四十万两，他货称是”，厚赂伶人与宦官，竟得庄宗“宠待如故”，不仅免于追责，还能时常伴随帝王游猎。后梁重臣段凝归降后，也是通过贿赂伶人获得重用，被任命为滑州兵马留后，赐名李绍钦。更有盗掘唐陵的温韬，将所获金宝通过景进献给刘皇后，不仅逃脱“与朱温同罪”的惩处，还被赐名李绍冲，继续担任方镇要职。伶人成为“贪腐中介”，让后唐的司法与选官制度彻底沦为交易工具。

排斥异己、诛杀忠良则是伶人巩固权力的惯用伎俩。河南令罗贯为官正直，凡伶人请托“一无所报”，反而将其书信尽数交给郭崇韬，由此得罪伶宦集团。当庄宗因雨天道路泥泞迁怒于修桥不力的罗贯时，伶人趁机“左右每言贯失”，宦官也随声附和，最终导致罗贯被冤杀于朝堂。而在郭崇韬伐蜀功高震主后，伶人李从袭又在魏王李继岌面前挑拨“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难测”，配合宦官向延嗣诬告其谋反，最终致使这位开国元勋在成都被诛杀。伶人的步步紧逼，让后唐的忠良之臣或死或逃，朝堂风气日益败坏。

宦官擅权：皇权附庸的权力反噬

如果说伶人干政是“意外之祸”，那么宦官擅权则是后唐“刻意为之”的恶果。庄宗即位后，为标榜“复唐”正统，下令召回散落在各地的唐代宦官，“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不仅让宦官人数激增，更恢复了晚唐宦官监军、执掌枢密使的制度。这些依附皇权而生的宦官，很快从“帝王近侍”异化为“权力蛀虫”，其干政手段比伶人更为隐蔽，危害也更为深远。

把持军政大权是宦官擅权的核心特征。枢密使一职在五代“权侔于宰相”，后唐恢复唐制后，竟重新由宦官执掌，张居翰、马绍宏（李绍宏）等宦官先后出任此职，“与郭崇韬对掌机务”，将军事决策与行政权力牢牢掌控。马绍宏还兼任“内勾使”，“凡天下钱谷簿书，悉委裁遣”，掌握了全国的财政大权，形成“政、军、财”一把抓的局面。在地方军事上，宦官监军制度的恢复更是让藩镇苦不堪言——“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宦官杨希望在地方“专制军政”，韦令图监领银枪军时肆意刁难将领，甚至在大将周德威战死后，宦官李绍宏直接取代将领李嗣昭“提举军府事”，彻底打乱了军事指挥体系。

蛊惑君主奢靡、分裂财政则是宦官动摇国本的关键举措。宦官为讨好庄宗，竟提出“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的建议：州县上缴的税收入外府充作国用，方镇贡献的财物入内府供帝王宴游赏赐。这一制度导致“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当朝廷面临郊祀大典和军需开支时，庄宗却因宦官蛊惑“靳惜之意”，不愿动用内府钱财，致使“将士离心”。同光三年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宦官却教唆庄宗“建新殿避暑”，当郭崇韬劝谏时，他们又挑拨“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最终促使庄宗大兴土木，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与伶人相互勾结、诛杀宗室大臣，更是宦官引发政坛动荡的直接导火索。郭崇韬被杀后，宦官集团趁机扩大清洗范围，将矛头指向睦王李存乂——只因李存乂娶郭崇韬之女，宦官便诬告其“上诉郭氏无罪，言辞怨望”，还捏造其与妖术之士私通的罪名，致使庄宗“以兵围其第而诛之”。明宗晚年病重时，宦官孟汉琼更是一手制造了“秦王之乱”：秦王李从荣因无法面见父皇，误传帝崩消息而计划入宫，孟汉琼却“遽入见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诛之”，事后查明秦王并无反意，明宗也因此“饮恨而终”。宦官的恶意构陷，让后唐宗室与重臣人心惶惶，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日益加深。

双煞合流：政坛崩塌的连锁反应与亡国伏笔

伶人与宦官虽各有利益诉求，却在“固宠专权”的目标上形成默契，逐渐从“各自为战”转向“联手作恶”。他们相互配合构陷异己，共同瓜分权力蛋糕，形成了一张覆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网络。这种“双煞合流”的局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将后唐政坛推向崩塌的边缘。

第一个连锁反应是统治集团的彻底分裂。伶宦集团的倒行逆施，让文臣武将陷入“要么依附、要么灭亡”的两难境地。郭崇韬、朱友谦、罗贯等忠臣良将接连被杀，“勋臣畏伶宦之谗，皆不自安”，就连后来的明宗李嗣源也因“景进用事，群小争进”而被迫“上表乞退兵权”。与此同时，部分官员为求自保选择依附伶宦，形成“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的畸形风气。当朝堂分为“依附派”与“受害派”两大阵营，决策层便再也无法形成合力，面对藩镇叛乱与民生困境时，只能陷入“相互推诿、无人担当”的瘫痪状态。

第二个连锁反应是民生凋敝与社会矛盾激化。伶宦集团的贪腐与横征暴敛，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租庸使孔谦通过“厚赂伶宦”上位后，“重敛急征以充帝欲”，即便赦文免除的赋税也照样征收，致使“民不聊生，百姓愁怨”。地方上，伶人刺史如杨婆儿“贪虐无度”，宦官监军“陵忽主帅，怙势争权”，藩镇为贿赂伶宦也加重对百姓的盘剥，形成“上有帝王奢靡，下有酷吏压榨”的恶性循环。同光四年，贝州戍卒皇甫晖因“军饷不足，归家无计”发动叛乱，迅速得到各地响应，正是百姓与士兵积怨已久的总爆发。

第三个连锁反应是藩镇割据的死灰复燃。后唐建立之初，庄宗通过军事打击与政治安抚暂时压制了藩镇势力，但伶宦干政却让这一成果化为乌有。伶人史彦琼在邺城的专横统治，直接引发了魏博兵变——当叛军攻城时，史彦琼竟“弃城而逃”，导致重镇失守；宦官监军对节度使的百般刁难，也让藩镇“皆愤怒”，产生了脱离中央的想法。李嗣源在平叛过程中被士兵拥立为帝，正是藩镇势力与中央矛盾激化的产物。至此，后唐的中央集权彻底瓦解，重新回到“藩镇林立、武人干政”的混乱局面。

同光四年，庄宗在洛阳兵变中被杀，伶人郭从谦（时任景州刺史）正是叛军首领之一，这位昔日的宠臣亲手终结了恩主的性命，也为伶宦干政写下了最讽刺的注脚。明宗即位后，虽诛杀了部分作恶的伶宦，却无法根除制度性弊病，后唐的统治基础已被彻底动摇，仅过十余年便走向灭亡。回望这段历史，伶宦“双煞”的干政并非简单的“小人误国”，而是庄宗“重私情轻制度”“重娱乐轻政务”的必然结果。当帝王将个人喜好凌驾于国家法度之上，让非官僚体系的群体掌握权力，便注定会引发权力失衡与政坛崩塌的连锁反应。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